辽宁翻译史研究与辽宁文化强省建设

翻译史研究的对象包括翻译家、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国外关于翻译史的研究非常多，其开山之作当属Anthony Pym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翻译史研究方法》）。国内翻译史研究近些年来也非常兴盛，涉及史学方法研究、人物研究、历时和共时研究、译介研究等[1]，总体趋势一片光明。不过，关乎地域的翻译史著述只有《辽宁翻译文学史》《近代湖南翻译史论》《福建翻译史论》《浙江翻译文学史》等寥寥几部[2]，辽宁地区的翻译史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辽宁地区的翻译史，为把辽宁省建设成文化强省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辽宁翻译文学史概述

文学翻译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但是对区域翻译史的研究并不多。成昭伟、周丽红[3]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按照历史分期将辽宁翻译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辽宁近现代翻译史和辽宁当代翻译史。谢天振[4]指出，翻译文学史应该有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作家、作品和事件。第一个要素“作家”不仅指的是原作家，还有进行再创作的译作家即文学翻译家。辽宁的近现代翻译活动有必要根据政权性质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清末至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洲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5]。辽宁最早从事翻译活动的学者是辽宁籍蒙古族小说家尹湛纳希及其兄长。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陈殿兴、于雷、刘和民、黄玉光、姚念赓、范岳、汪榕培、宋韵声等[6]，这些从事翻译的辽宁学者不仅促进了辽宁翻译史的发展，为辽宁地区文学的翻译事业带来了生机，他们的文学翻译理论成果均受到国内译坛的重视与认可。第二个要素“作品”指的却不是原作，而是文学翻译家的辛勤劳动的成果—译作。同一部原作在不同时代、甚至在同一时代会有多个不同的译作，这是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例如，尹湛纳希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朱熹的《中庸》翻译成了蒙文，其长兄古拉兰萨将《水浒》翻译成蒙文，为辽宁近代的翻译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6]，其他诸多代表译作在此不一一列举。第三个要素“事件”指的是文学翻译的事件，包括翻译家个人或团体的翻译活动，译界潮流、动向、主张、争论等。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涌现出数十种进步报刊，均可登载翻译作品，其中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作品达近千种。新中国成立之初，辽宁地区的俄苏文学翻译可谓一花独秀。囿于主流意识形态，其他语种的文学翻译作品数量较少，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辽宁翻译文学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在日本文学、俄苏文学和英美文学的译介方面。21世纪，辽宁文学翻译事业更加欣欣向荣，从这一方面来看，前期从事翻译研究的辽宁学者功不可没。

二、辽宁翻译史研究对建设辽宁文化强省的价值及意义

在当今社会，文化霸权主义略有抬头。如何在强势文化氛围中再现中国典籍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是学者们亟待探讨的问题。国家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区域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增强区域文化自信，对文化强省建设格外重要。自古以来，辽宁地区就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辽宁翻译史角度追寻当地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为建设“文化强省”拓宽方向，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必要性。翻译史的研究可以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基于多角度多形态的研究方法，从内部理论走向外部空间，确立翻译史未来的研究方向[7]，让翻译史研究成为文化建设的一个视角。因此，辽宁地区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唤起辽宁地区研究学者们的文化自信，对建设文化强省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

1.文化价值

从翻译理论方面来讲，翻译史研究既满足了目标语文化的需求，也满足了源语文化的需求，两者相互促进，又相辅相成。文学翻译活动不仅取决于文学系统所处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也取决于区域文化建设等因素。从文化建设角度讲，文化自信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也体现着对文化建设的认知与需求。因为只有对自己的区域文化充满信心，才能展现出坚持坚守的从容，焕发出创新创造的活力。辽宁拥有博大精深的区域传统文化，辽宁翻译史的研究，有助于再现其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彰显区域文化自信，益于后期辽宁学人更加坚定地探索辽宁区域文化，更加凸显辽宁的区域文化自信，从而推进区域文化建设。因此，使广大辽宁学人拥有文化自信感是推进辽宁文化强省的首要前提。同理，针对辽宁翻译史研究，可以加强区域文化自信，助推辽宁文化强省的理论构建。当然，翻译史研究不仅要探究翻译史料，还要结合文化史思想史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8]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其文化价值，其文化价值在于通过辽宁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唤起辽宁地区对自身文化重要性与价值内涵的自觉，进而推动国家文化自信的建设，这将是今后从事翻译事业的辽宁学人共同努力和奋斗的方向。

文章来源：《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网址: http://www.lnszxb.cn/qikandaodu/2020/0909/475.html